黄仕忠丨《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》序

《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》,李芳著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22年7月版

李芳这部书,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。时光如流,屈指算来,她博士毕业已经十四年,而我们合作开展子弟书整理与研究的经历,却仿佛就在眼前。

“子弟书”,是清代八旗子弟群体中产生的一种说唱文学,其文本性质介于传统诗词和鼓词唱本之间,就像元人散曲介于诗词和俗曲之间一样。它主要流行于北京及沈阳一带,随清亡而消逝,其文本仍在民国以后的说唱和地方戏中被演唱或改编,产生着潜在的影响——如越剧《红楼梦》中许多优美的唱词,就来自韩小窗的子弟书《露泪缘》——但今天人们对它的了解十分有限,2012年,我和李芳、关瑾华合作编集的《子弟书全集》《新编子弟书总目》出版,就有不少人在介绍时把它说成“弟子书”。

我涉猎子弟书的研究,最初是因工作的需要。1989年夏天,我博士毕业留校,在中国古文献所工作,当时研究室的主要任务,是标点整理清车王府旧藏曲本,其中有将近三百种子弟书,我们整理之后,以《清车王府钞藏曲本·子弟书集》为题,于1993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共四卷,用大十六开本,像两块大砖头,厚厚的、沉沉的。我主要负责其中第二卷。通过校点,我对子弟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发现车王府所藏只是子弟书众多版本中的一种,其他版本仍为数不少,而且车王府所收者,不过占已知篇目总数的三分之二,所以,我萌生了一个念头:系统地汇集所有版本,编纂一部总集。这500多种子弟书,大约400来万字,花个一二十年时间,应该能够完成。

2000年11月,我申请的“子弟书全集”整理项目,由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(简称“古委会”)立项,资助经费两万五千元。这是我学术生涯获得的第一份资助!2001年4月到2002年4月,我在日本访学,全面调查了日本公共图书馆有关子弟书的收藏,并全部作了复制。早在1991年,首都图书馆就把所藏车王府曲本全部影印,线装,300余函,售价人民币30万元,主要销往海外。早稻田大学买了一套,就放在普通书库,可以出借,我用数码相机把其中的子弟书全部拍了下来。其后,又借赴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之便,调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中国民族图书馆等处收藏的子弟书,构成了一个初步的资料库。最为幸运的是,2003年,我认识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,他听完我的介绍,当场拍板说,交给他出版,出版社愿意承担所有出版费用。既然出版有了着落,我的工作也就必须抓紧展开。

但这只是我计划进行的工作之一。我那时刚过不惑之年,精力旺盛,想法稍多,有几个项目在同步展开:

一是在日本一年,对日藏中国戏曲作了全面调查,准备编一部“综录”,选录孤本、稀见版本影印,再出一本专著,构成一个系列的成果,目录与影印工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接;

二是力主启动《全明戏曲》的编纂,并建议先整理明杂剧,获得黄天骥师认可,也得到了中山大学的支持。此事作为团队的集体项目展开,安排在中华书局出版,我是组织者与联络人;

三是将研究领域从戏曲拓展到说唱,时间下延至民国。“子弟书”只是其中的一项,广东的木鱼书、潮州歌册等,是后续的目标;我还希望联合学术界的同道,着手各自感兴趣的对象,分别调查整理,将来以“中国俗文学文献大系”之名,分头出版,逐步改变这个领域较为冷落的局面。

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。从日本回国后,我开始招博士生,就有意让学生参与我的计划,在师生之间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团队。我给他们的题目,大都是我展开多年、有所积累,或是深感兴趣、切实可行的,这样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,还能在资料、视野与观点上提供帮助。学生多承担一些文献调查、寻访等基础性工作,我就能腾出时间与精力,再拓展新的领域,争取新的立项,则之后再招收的学生就又可以有新题目供选择,从而构成一个良性循环,滚动推进。

回顾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的历史,我发现基本文献的建设,大多是在1950年代完成或打下基础的,如郑振铎先生主编的《古本戏曲丛刊》(一至四集,1954-1957)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的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(1959)、傅惜华先生的“中国古典戏曲总录”系列目录(前三种,1957-1959)及《子弟书总目》(1954)等,皆是如此。正是一批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投身俗文学研究的学者,如阿英、傅惜华、谭正璧、薛汕等,在长期关注中收集了丰富的资料,编制了相关目录,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。此外,许多老一辈学者在1980年代之后出版的著作,其实都是1950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写成的,而我们在1980年代以后所做的工作,很多只是拾遗补缺,或是将有关专题捋得更细一些。到1990年代后期,通俗小说、文言小说和古代戏曲等,都已编有较为完备的目录,主体资料大多已影印出版,而数量极为庞大、体裁各异的说唱,除了《子弟书总目》《中国宝卷总目》以及木鱼书、鼓词等有简目或草目外,大多未得到编目、整理。另一方面,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,老一辈学者的收藏大多归于公立图书馆,各馆逐渐将这类新获的书与其他“未编书”加以编目公布,所以我们已经有条件对俗文学文献作全面系统的梳理,编制较为完备的总目,改变以往 “家底不清”的局面,并且为今后分类编纂整理“总集”奠定基础。而这每一种具体的体裁,其实也是一个个有待拓展的“领地”。我们与其执着创造新理论、新体系,不如用朴实的态度,选择合适的领域来做一个真正的“专家”。

我希望我的博士生,选一个合适的对象,圈出一块领域,构建自己的“根据地”,通过三、五年的开垦,完成基础文献寻访,然后写成博士论文;再用三、五年时间继续深入,在全面阅读所获文献的基础上,识其全貌,然后编制完成总目或叙录;再以三、五年时间深入到文本内部有关问题,同时结合整个学术领域,打通其他体裁,那么,用十到十五年时间,就可以让一个领域从基础文献整理到专题内容研究都得到全面推进,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“专家”。在此过程中,我个人与团队则是他们的后盾,给他们指引方向,保障工作有序地推进。我一生可带十几、二十位博士生,若其中有半数达成预期目标,则能把八到十个专题领域,作出全面的推进,那时再回首观照,它们就该是如星火燎原,遍地开花,或者是星光灿烂了吧!

2004年春夏之际,在李芳获得硕博连读生资格后,我专门就其研究方向做了沟通。李芳硕士时跟陈永正教授学习,接触了“类书”,她也很有兴趣,一种方式是沿这个题目做下去,但我对类书没有研究,所能给予的指导十分有限;另一种选择是跟我做子弟书研究,虽然她从来没有接触过,不过我积累的资料可作为她的基础,她则可协助我完成这个选题。在认真思考后,她选择了跟我做子弟书研究。

她没有意识到的是,这其实给学弟学妹们带了一个好头。因为接下来广东籍的关瑾华选了“木鱼书”,潮汕籍的肖少宋选了“潮州歌册”,福建籍的潘培忠跟我做博士后,选了闽台“歌仔册”,图书馆学专业的熊静则做了清代内府戏曲文献的著录与研究,周丹杰、李继明则后续完成了粤剧、木鱼书文献的编目与研究。我自己在日本一年,深感走出去看世界的必要性,所以我招收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有海外访学的经历,加上我结合以往工作,申请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,题为“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”。依托这个项目,仝婉澄做了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,刘蕊做了法藏中国俗文学文献及汉籍研究,徐巧越做了英藏俗文学有关文献的研究,斯维做了悲剧观念的东传研究,林杰祥做了日本俗文学文献的研究。还有一些同学则在参与“全明戏曲”编纂的过程中,找到自己的方向,如罗旭舟做明杂剧研究,李洁做明传奇研究。也有同学在参与集体项目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题目,例如王宣标在调查“全明传奇”目录时,发现《明史·艺文志》的编纂有许多问题尚待澄清;彭秋溪在追索明清曲目时,选择了乾隆朝饬禁戏曲的研究及宫廷档案中的戏曲史料的辑录整理。他们的毕业论文也都得到了专家的好评,这是后话。

我自己则是花了十年时间积累、消化、融通,才完成了日藏戏曲文献的寻访编目、选录影印和专题研究,所以对如何展开一个新领域的研究,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程序。首先是对有关文献作全面系统的调查,这种调查不限于国内,而要求放眼全世界,以求全面掌握资料,再在此基础上完成目录编纂;其次,通过版本比勘,考查其中的珍稀文献,申请复制和出版许可;最后,结合文献版本、庋藏源流及相关内容,完成一部研究著作。在我看来,要真正推进一个专题领域的研究,以十到十五年时间为周期是正常的。我当时为李芳所做的安排,也是按这个程序来展开的,只是当时我个人的工作尚未完成,这些“设想”结果究竟如何,其实尚未可知。所以我很感谢她的信任。按我的安排,子弟书的编目和整理是我们共同合作的课题,“研究”部分则交给她,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和后续成果。

子弟书收藏最集中的城市是北京,所以李芳入学后的第一项工作,就是到北京访曲。当时关瑾华刚刚获得硕博连读生资格,也很有兴趣参与调查,于是她们两人结伴而行,一起赴京。

2005年秋冬,她们在北京呆了三个月;2006年夏天,再赴北京一个月。当时我们唯一的经费,就是“古委会”的那些资助,她们则想尽办法掰着指头花。先是搭伙到李芳家乡驻京办事处,安顿住宿,每月只花一千多元。两个人拿着北京地图,寻找各路公交的最佳路线,满北京城东奔西跑。外地人不能买月票,她们攒了一大堆一元钱的车票,回来后贴了十几张贴票纸,去向财务处报销。结果是两次北京之行,她们报完账,我的经费还剩余大半。

她们出门时的标配是手提电脑、相机,一套江苏古籍版《子弟书集》(用于核对校勘),以及笔记本、水杯和其他日常用品。就是背一个双肩包,拉一个行李箱,再斜挎一个小包。

她们去时尚是初秋,转眼就到了寒冬,连冬服也都是在北京买的。我听着她们的汇报,浮现在我眼前的景象,是两个个子娇小的南方女孩,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戴着绒线手套,背着包,拉着箱,在冰天雪地的北国,呵着热气,每天都赶在图书馆善本部开门前到达,总是赖到最后一刻才离开;中午啃两片面包,下午离开图书馆后才找个小吃店填一下肚子;晚上则整理白天所得资料,分档归类,记录在案,然后寻觅第二天的目标。

她们告诉我很快乐,很充实,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,每个馆里都有新的收获,并且长进很多。因为看到的都是原始文献,有抄本、刻本、石印本,不同的纸张,异样的装帧,各款的印章,笔迹迥异的题识,与看铅字印刷的书籍,是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她们还说,终于能体会到,为什么老师总说古籍都是有生命的,亲手抚摸书册,她们仿佛看到了一册书从产生到辗转流传的轨迹,体会到前辈们悉心收藏花费的心血。而她们的收获并不限于此,出门在外,她们不仅要学会安排好自己的饮食起居,要适应北方的气候环境,还要与不同类型的图书馆、不同性格的工作人员打交道,要面对诸多的新问题。而通过了考验,就意味着成长。所有这些,让她们忘记了每天高强度看书的疲劳。也许正是因为她们年轻,充满着朝气,有着昂扬的斗志,让她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,只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。

记得她们最初到一家收藏子弟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访书,由于该馆原则上不对外单位人员开放,查验过介绍信,核对了研究生证,工作人员便公事公办,按规则收取“提书费”,显得十分冷淡,这让她们颇觉难受,于是来向我“诉苦”。我说不用介意,我们会用行动打动他们,改变他们的态度。果然,几天下来,她们每天最早到、最晚走,翻书、核对、记录,几乎不挪窝,忙碌有序,不知时间流逝。这让管理员产生了好奇,于是主动问询了解。她们则如实地告知我们的工作程序,全面系统的调查,逐册验看的要求,令管理员大受感动,觉得她们作为学生能够这般认真投入,实在太难得,就一路绿灯,甚至主动提供了馆藏卡片柜里没有著录、很可能是子弟书的文献,这给了她们意外的惊喜。

我只能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,与她们汇合,去解决一些她们难办的事情。然后拉着她们四处“打秋风”,让北京的朋友请客,来“犒劳”她们。记得“敲”卜键兄那次,伊白女史作陪,我们高谈阔论,评点古今,她们听得兴趣盎然,因为这与课堂上的情况完全不同;卜键和伊白还有针对性地为她们作了指导,点明老师从文献入手展开研讨的意义。这些长辈的指点,有时候比自己老师所说,还让她们印象深刻。我带她们拜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先生,见到了满族老人家弥奶奶,八十八岁的老人给她们每人都写了“福”字,这份祝福让她们之后的生活与工作都十分顺当。我们一起去拜访李啸仓先生的夫人刘保绵,刘先生慨然搬出所藏子弟书和俗曲让我们翻拍,我们才知道刘先生毕业于北大,也是一位俗文学研究者,这些文献其实是她和李先生共同收藏的,我们还发现傅惜华先生当年可能没有见过这些原本,所以在著录李氏藏书时出现了一些误差。

其间还有一则故事。2005年10月,正当李芳踌躇满志地要在子弟书领域大展拳脚时,忽然发现北师大的一位同学刚完成了一篇题为《子弟书研究》的博士论文,她之前设想要写的内容,全都已经写了。她来电告诉我这个情况,情急之下,语含哭音。我觉得题目相重是可能的,但具体做法不可能一样,让她不要着急,先把论文转给我看一看。看过论文,我觉得那位同学凭借个人的努力,独力完成这篇论文,很是难得。但她主要利用了已标点出版的子弟书文献和学者新发掘引用的资料,以及北师大图书馆的一些藏本,而没有想过利用北京的地缘优势来展开系统调查,其核心仍是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下对题材、内容的讨论。我们则是从文献普查入手,在全面寻访、汇集、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再深入研讨,二者其实有着很大区别。所以我告诉李芳:不用担心,在你还没有对这个专题做真正的调查与研读之前,单凭印象中的研究范式设计出来的章节、内容,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;我们必须在研读文献之后,才能提出问题、确立观点,所以要有信心,只要继续按计划实施,最后要担心的不是没内容可写,而是内容太多,写不完。这让李芳平静了下来,更加着力于文献搜寻。而她后来论文写作时的情况,也确如我所预料,不是没东西写,而是材料太多,要吃透不易。甚至在毕业之后,又用了十多年时间来慢慢消化,才修订完成她的这部专著。

人生总是充满着缘分。有一次赴京,我去社科院文学所调查子弟书资料,遇见蒋寅兄,承他问起,我陈述了正在做的事情。对我们的做法,他深为欣赏,并且感叹说:现在还有年轻人愿意这么做,很是难得。说完,他又冒了一句:文学所的俗文学收藏极多,无人编目,要是你的学生愿来文学所,我一定支持。没想到,几年后,李芳真的去了文学所工作,其机缘就始于此。

我们在普查了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沈阳等地的收藏后,发现还是缺了很重要的一块:刘复(半农)当年收集的文献。1928年前后,刘复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(简称“史语所”)“民间文艺组”负责人,搜集了两万多种、六万多册俗曲唱本,其中仅子弟书一项就超过一千种。这批文献在1949年之后被迁往台湾,收藏于傅斯年图书馆。2004年,史语所编选影印了《俗文学丛刊》,在第四辑里收录子弟书条目309个,实收326种(内有同名异书),每种收一个版本,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利用。不过,当同一种书存有多个版本时,编者考虑到文献的完整性,优先择取那些首尾完整、抄录工整的本子,结果所收多为晚清、民国抄本,而一些早期抄本,则因首尾有阙而未获影印。我们编纂总目,要求目验所有版本,再加著录;校理全集时,必须校勘所有版本,最终厘为定本。所以,傅图的收藏,是不可或缺的,必须逐一验勘。但那时两岸尚未通航,要去台湾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2005年,中山大学获得校友资助,设立“凯思奖学金”,资助博士生到海外访学,虽然数额不大,只够支付最基本的交通与住宿费用,生活费用都需自己补贴,但在当时,这样的机会却是极为难得。我第一时间向学校提出了申请,并写信请“中研院”文哲所副所长华玮研究员担任合作导师,终于帮助李芳争取到去文哲所访问半年的机会。于是,李芳成为大陆第一位自筹经费去台湾访学的学生——在此之前只有通过台湾方面的资助,才能成行。

“中研院”不招研究生,或因如此,学生身份的李芳,得到了文哲所和史语所师长的诸多关照,常常被约请共进午餐。那时两岸交流还不是很通畅,很多学者从未来过大陆。他们饶有兴味地询问大陆学生和学界的情况,李芳则乖巧地回答,更多时候是做一个聆听者,安静聆听师长们讲述他们在海外学习的经历,台湾学界的状况,对不同学术流派的评价,以及许多的提点,这大大拓展了她的学术视野。与此同时,李芳作为一个“局外人”,还获悉了诸多学人的“八卦故事”,并且习得一口纯正的台湾腔,直到去北京工作后,才转换了过来。期间,李芳还去台湾大学旁听曾永义先生的课,周末去剧院看戏,与台湾从事戏曲研究的师友们建立了良好的联系。

李芳的日常工作,是每天在上班时间到傅斯年图书馆看书,结束后回到文哲所的研究室整理所得资料、阅读台湾和海外的文献。因为时间紧迫而资料丰富,她带着强烈的“饥饿感”,每天都幸福地泡在书堆里,不知疲倦。她不知道的是,师长们也在观察她,因为这是第一个大陆学生“标本”呵。一年后,我去史语所参加俗文学研讨会,“中研院”的师友对我说:他们每天早上到所里时,李芳就已经在研究室了;晚上十点多准备回家,发现李芳还在研究室。他们感叹台湾的学生不够用功,这样下去,今后和大陆学生的学术能力差距将会越来越大。因为欣赏我的学生,他们无意中对我这个当老师的也“高看”了一眼,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。

李芳来信汇报说,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广东俗曲也非常丰富,虽然在网络可检索,并且有一部分得到了影印,但还有许多工作可做。于是我与史语所王汎森所长联系,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,请他发邀请函,我派学生自费赴台去编那些待编的文献。子弟书项目剩余的一点经费和我新获的一个教育部项目,让这项协议得以完成。王汎森先生也特地从他的所长经费里拨出一些,做为她们的生活补贴,使这个合作项目得以顺利展开。

这样,李芳在台又多呆了半年,在全面比对、校核傅图藏本之后,又利用近史所等处的收藏,编制了七万余字的子弟书目录。同时,关瑾华、肖少宋、梁基永等几位也前去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编目,我们基本摸清了傅图所藏俗曲的情况,掌握了许多其他类别的古籍资料。基永在文献收藏方面有许多心得,所以还应邀做了一次小型讲座。

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,借助这样的调查工作,除了马彦祥先生的旧藏不知下落,关德栋先生的收藏因未清理不能借阅,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,凡是曾有著录、有人提及的子弟书文献,我们都复查、验看过了,借此全面系统地掌握了现存文献,为总目编纂和全集整理奠定了基础。

应当说,在我们之前,关于子弟书研究做得最为深入的,是台湾政治大学的陈锦钊教授。他1970年代读硕士时,参与了傅图所藏俗曲的整理工作,主要负责其中的子弟书文献,后来遂以子弟书为对象,完成了博士论文。傅图藏子弟书文献的一些珍稀印记、题识,就是由他首先发掘利用的。1990年代之后,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,他经常利用假期自费来大陆调查子弟书,又发掘了一些重要的资料。我对他的工作深感钦佩,闻知他也有意整理子弟书,我觉得这类文献,出版一次不易,能出一种就不错了,所以在21世纪初与他相识时,我曾表达过合作意向,请他负责台湾所藏,我们来承担大陆所藏,但他未置可否。李芳赴台后,我请李芳拜见时再度诚恳相邀,仍未有结果,那就只好各做各的了。

陈先生的优势是他翻阅过傅图所藏,早年的积累较为丰富。不过,当李芳在台一年,按版本目录学的规范要求作全面系统的调查之后,我们掌握的信息,已经超过陈先生了。也缘于他最初并没有这样的意识,后来要再重做,时间和条件已经不允许了。至于大陆所藏资料,虽然他已经做了多年的访书工作,但他只有假期很短的时间,无法像我们这样做“地毯式”搜寻,加上某些图书馆还人为设置了借阅门槛,他凭个人之力,其实是很难完成普查的。我阅读陈先生的《快书研究》(1982),其中附有他辑录整理的“快书”,发现当有多个版本时,他往往选择最易获取的民国铅印本作底本,而没有用傅图收藏的清抄本。事实上民国排印本存在较大的改动,已非清代面貌,看来对于底本的择取,对于文献学基本规则的理解,他似乎与我的想法不太一样,所以也确实是分开各做一书为好。

我们在2007年左右完成了总目的初稿和全集的录入工作,出了清样之后,又花了多年时间校对,继续补充新发现的资料。有几种同书名、同题材的子弟书,在最初调查时,我们以为是同一书,所以只录了开头数句和末尾数句,经过仔细校勘之后,发现是同题材的别本,需要一并收录,但也有两种郑振铎旧藏本,因为国图将郑氏藏书集中扫描,不能提供,只好付之阙如。

子弟书的句式以七字句为基础,通常又以十字句为多,最多时可达二十余字,为了保持原貌,这多出的字,要用小字双行排列,但这行距很不好掌握。为了版面美观,我请编辑做了很多的尝试,最后终于调到合适的位置。再如子弟书演唱时分“落”,早期抄本都标有分“落”符号,早期刻本则在句末用圆点表示,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,重新为所有文本补充了“L”符号。我们整理子弟书大都用三到五个版本作过校勘,心中才算安定,而版面上看,却可能是一个校记也没有。

而我们勤勉也获得了最好的奖励,那就是《子弟书全集》项目幸运地获得国家重点出版资助,在2012年顺利出版, 2014年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政府奖提名奖,可以说谢社长的出版家眼光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。2020年10月,陈锦钊先生的《子弟书集成》也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近十年来,子弟书研究十分活跃,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,想来我们和陈先生所做的文献资料工作,已经产生了作用。

李芳在2008年6月顺利通过答辩,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。之后又跟随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做一站博士后,主要承担满族词人的词作整理。她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子弟书拓展到旗人作家作品的研究,将诗、词、曲、戏剧,合而为一,耐心地积累,慢慢地消化,如今再用了三年多时间,将毕业论文作了认真的修订补充,呈献给读者。我则借此机会,把我们师生合作展开研究的过程作了一番回顾。

是为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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